超越现金：理解中国数字人民币转型中的M1含义

中国的数字人民币 (e-CNY) 正在经历一场深远的战略转型，这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升级。从 M0 (狭义货币/数字现金) 到 M1 (广义货币/包括存款的货币供应) 的转变，标志着央行数字货币的概念化和部署方式的一个分水岭。这一演变揭示了在数字货币基础设施背景下，M1 的真正含义：从将货币视为结算工具转变为将其视为值得长期持有的资产类别。

问题不在于这一转变是否是一次路线修正，而在于它表明中国的路径已从“示范项目”阶段成熟为真正的金融基础设施，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M0 时代虽在理论上合理，但在操作上受限

当中国人民银行最初设计数字货币/电子支付 (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DC/EP）时，其概念基础大量借鉴了 BIS (国际清算银行) 的分析框架，尤其是“货币之花”分类体系。逻辑严密：在所有主流货币形式中，现金仍是唯一尚未实现数字化的主要类别。银行存款、转账和电子支付账户已通过现有商业银行体系和互联网平台实现数字化。例如，支付宝和微信余额，本质上是商业银行存款的技术延伸。

在此背景下，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为 M0 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央行的使命应是弥补货币供应链中的最后一环——现金的数字化，而非试图复制或取代已成熟的电子支付生态。

这种 M0 定位带来了若干设计上的要求。系统优先考虑“双离线支付”等能力——即在无网络连接或无法实时验证账户的情况下进行点对点价值转移。虽然技术复杂，但这些功能应对了传统电子支付在基础设施不足、网络覆盖弱或紧急情况下的场景。

然而，这些场景本质上属于低频使用。当互联网支付在大多数地区和时间都能顺畅完成时，追求“极端韧性”和应急场景的数字货币难以在普通用户中激发强烈的采用动力。人们不会因为在特殊情况下“更好用”就主动放弃已有的支付习惯。虽然理论上合理，M0 框架无意中将数字人民币锁定在“重要但非高频”位置——正是这种状态阻碍了快速的产品与市场契合。

M1 对数字货币的意义：从支付工具到资产选择

理解 M1 的意义，需把握一个根本性区别。在 M0 下，数字人民币作为实体现金的数字替代品，主要价值在于其结算和支付功能。现金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内在，而在于其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当货币严格局限于 M0 范畴，用户的采用依赖于必要性而非选择性。用户在必要时使用此类工具，而非持有此类资产是出于优势考虑。

M1 则代表了范畴的转变。在货币经济学中，M1 不仅包括交易余额，还涵盖可以持有、通过参与更广泛的金融活动产生收益的货币。当数字人民币转向 M1 特性时，它首次获得了作为资产而非仅仅作为交易工具的持有理由。

这一区别具有深远影响。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收益属性——远低于货币市场基金或理财产品的收益——也会在用户行为中引发决定性变化。大多数参与者都难以接受“零收益”；即使是微小收益，也会成为资本配置决策中的重要因素。这使得数字人民币首次在现有电子货币面前形成了实质性的挤出效应。支付宝和微信余额仍是高效的支付工具，但余额本身不具备资产属性。一旦数字人民币进入具有基本收益特征的 M1 阶段，就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主张：持有余额而非立即消费，成为合理的激励。

关键在于，这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会取代货币市场基金或其他理财产品。更可能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层级结构：M1 数字人民币作为高频流动性基础，通过配套金融产品实现更高收益。这种分层方式符合实际用户的资金管理习惯，而非与之对立。

从 M0 到 M1 的转变，根本上重塑了数字人民币的目标：不再仅仅是“能否实现现金数字化”，而是“能否参与用户的资产配置决策”。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数字人民币能否被使用，而在于它是否值得被持有。

CBDC 与稳定币：不同的信用体系，而非直接竞争

持续存在的误解是，将 CBDC 和稳定币视为竞争的货币形式，进行正面较量。这种看法根本误解了它们的结构本质。无论技术如何演进，DC/EP 的发行主体必然是中央银行。这不是战略选择，而是制度上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划定了类别界限。稳定币由私营机构发行，背后由企业实体提供担保，承担商业信用风险。它们在链上自由流通，通过 DeFi、交易所和支付场景不断优化，依靠市场机制扩展。而 CBDC 则由中央银行发行，背后由国家信用担保，从货币角度看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确定性，但在操作边界上更为严格。

任何“过度激进”的 CBDC 设计都可能放大为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也是为什么稳定币可以在链上自由组合、嵌入 DeFi、参与杠杆交易——它们在商业风险框架下运作。而 CBDC 则保持谨慎，受制于主权信用体系，不能随意放宽产品灵活性以维护系统稳定。

这种结构差异并非技术能力的差距，而是根本的信用责任不同。M1 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是否产生利息，而在于是否为 CBDC 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引入更贴近市场需求的激励机制，同时保持发行主体和法偿地位。

核心问题变为：在维护主权信用基础上，CBDC 是否能实现与稳定币在灵活性和可用性上的竞争平衡？这也是 M0 到 M1 转变中最具战略意义的维度。

国务院审批变革信号基础设施正常化

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是监管审批体系的变化。早期数字人民币的开发采用了“试点-推广-评估”的工程密集型框架，每个阶段都需最高层级的审批。这一方式有助于控制早期风险，符合央行一贯的审慎原则，但也带来了节奏缓慢、应用场景有限、创新空间受限的弊端。

当审批体系逐步转向更为常态化的金融基础设施运营，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在既定制度框架内，市场主体的参与度将更高。更多样的应用形式可能出现，试错创新成为可能。

这并非监管放松，而是监管方式的再调整：由事先严格规定实施路径，转向观察市场在既定边界内的自我组织。货币从未纯粹“设计”而成，而是在使用和不断完善中自然涌现。数字人民币必须突破“示范项目”阶段，真正渗透到高频日常金融场景中。

M0 到 M1 引发的六大结构性变革

M0 到 M1 的转变引发一系列层叠的结构调整，跨越数年，重塑中国数字货币架构及其国际布局。

第一，发展路径已重新定位为分层结构。 中国不存在“CBDC 或 稳定币”的二元选择。国内而言，推进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的 CBDC，是实现主权货币稳定和金融体系韧性的最优机制。国际及跨境层面，尤其是在香港等市场导向的金融中心，保留稳定币的发行和应用空间更为务实。这不是战略摇摆，而是差异化治理：国内以 CBDC 作为数字主权货币基础设施；国际上通过稳定币连接全球流动性。

第二，传统非收益型稳定币的结构劣势将逐步放大。 当主权信用货币具备 M1 特性，竞争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稳定币目前的优势在于可组合性和链上流动性，但大多数稳定币不为持有者带来自然收益。一旦数字人民币在 M1 范畴内具备基本收益属性，即使是微小的回报，也会在长期资本配置中形成明显差异。稳定币不会被迅速取代，但竞争态势已变：过去的竞争焦点是“能否使用”；未来则是“是否值得长期持有”。

第三，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进入更为复杂的阶段。 这是最复杂的结构调整之一。随着数字人民币逐步接近 M1，央行必然更直接面对公众负债。这一转变势必扰动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传统的职能划分。商业银行一直负责账户、存款和客户关系。随着央行数字货币增强账户和盈利属性，防止“抽血效应”对传统银行体系的冲击变得愈发困难。这一动态必然影响数字人民币的法律框架，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央行法定义义、债务结构和公共责任体系。

第四，国际竞争格局逐渐明晰。 关于 USDT 和 USDC 在全球的扩散，成功不仅仅在于“美元挂钩”稳定性，更在于其市场导向的定位——在匿名性与可控性之间的平衡。在链上层面，它们具有较强的匿名特性：地址作为账户，无强制绑定身份；转账障碍低，嵌入多样合约和场景；条件追溯通过智能合约权限和发行方冻结能力实现。关键是，这种控制仍然是有意放宽的，主要是事后控制，而非事前。

这种“宽松但不失控”的设计，极大拓展了市场探索空间，逐步验证了 DeFi、跨境结算和灰色需求。这也为 CBDC 提出了挑战：如果仍坚持高度事前控制、强制绑定身份、严格场景限制，CBDC 是否能在应用探索上真正与稳定币竞争？

第五，应用场景将逐步解锁。 当数字人民币超越“支付示范”或“现金替代”阶段，进入 M1 框架，其应用潜能将系统性扩大：工资和补贴发放、跨机构结算机制、深度金融产品整合、合约支付协议等。这些场景不会一蹴而就，但代表了数字人民币从“技术能力展示”向真正金融运营基础设施的转变。

在岸-离岸双轨架构：战略必然

一个值得深思的方向，是在产品和监管设计上区分“在岸数字人民币”和“离岸数字人民币”。

在岸数字人民币将继续服务于国内金融基础设施，目标聚焦于可控性、可管理性和可追溯性。通过分层账户体系、实名制要求和场景限制，保障反洗钱、反恐融资和金融稳定的基础。这在国内环境下是必要且合理的。

但若在跨境和离岸场景中照搬这些限制，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化。USDT 和 USDC 之所以能迅速在海外扩散，正是因为默认提供更强的匿名性：地址作为账户，身份绑定非强制，监管为事后而非事前。

一种可行方案是，为离岸数字人民币引入增强的、可密码证明的隐私机制。这种匿名性并非无法控制，而是通过密码学手段实现“选择性披露”和“条件追溯”：日常交易无需完全身份披露；在特定法律条件下，通过合规程序恢复追溯能力；控制方式由“全面事前”转向“有限事前+事后干预”。

此设计将使离岸数字人民币在功能上类似于稳定币，同时保持主权货币的信用评级——这是目前任何商业稳定币都无法提供的。战略上，这一双轨架构将明确分工：在岸定位为金融基础设施和政策工具；离岸定位为国际结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机制。这并非风险的体现，而是真正的战略突破。

真正的制约：可控风险下的市场自由

数字人民币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技术或制度合法性，而在于是否允许在可控风险范围内充分的市场自由。

观察稳定币的发展，常被忽视的关键事实是：USDT 和 USDC 的成功并非事先规划，而是逐步从不完美、常带灰色地带的市场需求中自然涌现。跨境转账、链上交易、DeFi 参与、结算中介——几乎没有一项获得了事前的监管批准，而是源自真实需求的自发出现。

如果数字人民币仍依赖补贴、行政推动或示范项目扩展，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网络效应，无论其技术多么先进、信用评级多高。没有网络效应，货币就会从“主动选择”变为“行政要求”，这是一种根本不同、远弱于前者的地位。

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法定货币地位的保持，而在于：在维护法偿地位的同时，允许市场导向的探索路径。部分应用可以先行试点，随后由法规逐步吸收和完善。

双轨的在岸-离岸监管体系，不是监管放松，而是风险分层：高风险探索需求在离岸系统中试验；高度确定、稳定的需求在在岸系统中运行。这种方式允许有意接受创新失误，而非追求不可能的事前完美。

学会共存：数字人民币的未来篇章

如果 M0 阶段解决了央行是否能发行数字货币的问题，M1 阶段提出的则是一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能否在不失控的前提下，与市场动态共存？

没有现成答案，也无法一蹴而就。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迈出这一步，数字人民币将永远定位为金融体系的“安全基石”，而非真正的全球流通货币。

基于 M0 架构的路径并无错误，但到达当前阶段，正是转向市场驱动运营的合适时机。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合法性，而是能力：数字人民币能否像货币一样真正流通，同时维护主权信用和金融稳定？

最终，M1 所传达的意义，不仅是技术上的转变，更是制度上的成熟——货币体系从受控的示范项目，转向真正的市场基础设施。这一转变，决定了货币是“存在的”还是“真正流通的”。